许多妇女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并希望再次怀孕，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计划生育站的王主任为她们提供了帮助，引导她们击退心理阴影，跨过生理障碍。

王芳说，约有200个家庭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100多位母亲再次生产，大约20位妇女怀孕仍有困难。许多妇女在生完第一胎后做了结扎手术，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障碍。“十几位妇女非常焦虑，害怕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7岁，还有一些超过了40岁。

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大多数人只能生一个孩子，但若孩子死亡，则可生第二胎。羌族是北川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地震前，羌族人只能生一个孩子，但现在则可以生第二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地震使羌族人口数量剧减。

治疗和检查费用全免，高级医院的医生和专家专程来为妈妈们诊疗。“但母亲们压力很大,”王医生说，“她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经离世，常常整日哭泣，与家人争吵。”王医生说压力也可导致不孕。

“地震后的第一年，只有几个妇女想再次怀孕，她们越想怀孕就越难怀上，她们越担心流产，流产的几率就越高。”王医生说，一些妇女尝试过两次人工受精，还有一位尝试过三次，但是失败了。恢复以前的生活对这些妇女而言异常艰难。

“流产率很高，特别是在2008年和2009年。”她说道。接下来两年中，当幸存者搬入新家之后，流产率几乎下降到0。这也是大多数妇女再次怀孕的时期。

地震后，一位母亲患上了重度抑郁症。“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有时特别高兴，有时十分悲伤。”王医生说。 “一些女性对自己的年龄十分忧虑，以至于她们担心自己关于任何事情的任何想法都可能出错。”

还有一位名叫贺蓉的女士，她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子宫中长了肿瘤。医生建议她不要再怀孕，但她再婚后两次怀孕，两次都流产了。“她经常给我打电话，想象自己可能患上各种并发症，”王医生说， “有一次，她半夜一点打电话给我，询问胎儿会不会与肿瘤融为一体，或是长在肿瘤里面。她的忧虑情绪消失后，在2011年生了一个女儿。”

许多妇女的家庭重获新生，贺蓉仅为其中之一。43岁的赵泰荣说，她在地震中失去了15岁的儿子，在王医生的帮助下，她又生了一个男孩儿，现在已经3岁了。“我整天哭泣，因为我不知道没有孩子还怎么过日子，” 赵泰荣说， “王医生召集所有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开了一次会，她鼓励我们再次生育。她让我意识到，我不会孤老终身。”

但刚开始她的焦虑情绪使怀孕变得很困难，赵泰荣说。“王医生帮助我放松下来，自然而然的，我就怀孕了。”

赵泰荣说她的儿子谢明辉正值需要好好教育的年纪，就在地震中离自己而去了。“他刚刚学会自己洗衣服，做家务。儿子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常常想他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

她在地震后生下的二儿子 谢明阳为她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去年我在医院一块湿地上滑倒了，”她说，“自从那天我说不能抱他了，他一直坚持自己走。他是个好孩子，理解别人的感受。”

邓秀17岁的女儿吴晓林在地震中因学校倒塌而丧生。“现在我想起女儿还会哭，” 邓秀哽咽着说，“我的女儿非常可爱。她帮忙做家务，12岁的时候就能给8个人做饭了，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王医生也帮助邓秀减轻了焦虑感，再次成功怀孕。邓秀说她2岁半的儿子吴晓平也不叫妈妈抱。她对儿子的降生十分感激：“他为我们带来了欢乐。”

王医生不仅帮忙使吴晓平这样的孩子降临于世，而且还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按照政策的相关规定，王医生和同事们每年都要去探望这些地震后出生的孩子，直到他们长到3岁，可以进行健康状况的测评。

直到去年，每逢春节或地震纪念日，王医生和同事们仍然会去探望这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又再次生产的妇女们。孩子们3岁之后，王医生依然与许多母亲和孩子们保持联系，还成了几个孩子的干妈。

“这些女士告诉我她们的秘密——她们真切的感受和想法。她们谈论自己所有的问题；与我分享欢乐、忧愁和闲谈的内容。”她说这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意义。“这份工作是值得做的。它不仅是一个职业，还是一种使命。我已经在镇上工作很长时间了，这些妇女需要我。”

王医生和儿子已经搬了家，她每天到北川上班单程要花费一个小时。“即使我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工作，我也不想离开。”她说道。（记者 Erik Nilsson 黄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