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庆王府油画修复前后对比。经过修复，油画表面的“酱油色调”消失，焕然如新。据介绍，这是国内首次针对附着在建筑构件上的油画进行修复。
天津庆王府内，游客在参观修复好的8幅油画。
就像接受了一场旷日持久、风险颇高的手术，天津“庆王府”内的8幅油画最近告别了黑漆漆的旧貌，焕然如新。
它们原本已在岁月中黯淡、破损、辨识不清。术后，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使用西洋油画技法，精致地描绘了东方山水。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姚尔畅说，画作的光影色彩都是西方的，但屏风式的表现形式、内容和意境都是中国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考证出它们是何时、何人所绘。在过去至少80多年里，它们镶嵌在庆王府客厅“承荫厅”与餐厅“契兰厅”的推拉木门上。清朝庆亲王载振的嫡孙女、现年91岁的金婉茹（爱新觉罗·毓宜）对记者回忆，自己4岁随祖父到天津定居时，这8件油画就在那里。
罩在这些油画上的“面纱”，是80多年的烟尘。庆王府属于省级保护文物，位于天津历史风貌建筑集中的“五大道”地区。清朝最后一任太监大总管“小德张”于1922年亲自设计并督建了这座宅院，3年之后，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庆亲王载振买下，举家迁居天津。
2010年5月~2011年5月，国有的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公司用一年时间对这座建筑作了“修旧如故”的整理，但8幅油画没敢去动。该公司董事长冯军介绍，油画的修复推迟到2012年下半年才开始，这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解决修还是不修的问题”。
姚尔畅称，据他所知，对这样一种作品进行修复，在中国的油画修复史上还是首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填补空白的事情。
他说，油画修复在中国是一个新学科，充其量只有20年左右的历史，真正全面、系统、缜密地来做油画修复保护，也就是10年时间。以往大多是对架上绘画的修复，而庆王府油画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附着于建筑物上，类似于壁画，跟建筑连为整体。
国内首例，双方均不知怎样出价
冯军带领的团队做过末代皇帝溥仪故居“静园”等历史建筑的抢救性整修。庆王府油画是他们遇上的新课题。冯军说，当时观点分为两派，一种是别动，风险太大，技术上还尚未成熟。另一种观点就是一定要修复。
冯军坦言，他们在犹豫和忐忑中作出了决定，对此“缺乏自信”。
跟庆王府一样，8幅油画的修复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他们请来的“医生”，是从事油画和纸本艺术品修复的北京维基国际艺术品修复中心的团队。
该中心创办人邰武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国外已有很成熟的油画修复师行业，而国内从事油画修复的工作室只有几家，尚不足以形成一个行业。
邰武旗形容，油画创作完成时，如同人的出生，而修复就如把病人送进医院。他的团队就是一家“油画医院”。他们并不根据市场价格来选择修复对象，就像医院不会依据财富多寡来决定接收哪些病人。
在庆王府油画修复项目上，因为没人做过建筑构件上的油画修复，双方都不知怎样出价，最后约定，按照修复所需的工作量来收费。
肉眼可见，这些油画最严重的病症是，画面整个变黑了。“我们眼睛看到它黑了，但是太多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邰武旗说，颜料本身没有变色，而是保护层发黑。油画的保护层就是光油，会随着时间变色。
与其他油画只是光油变色不同，这8幅油画嵌在房门上。房子几经修缮，每次用清漆刷门，就把画面也给刷了。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工程与规划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青说，科学开展文物保护首先要有严谨的前期调查，依据病害选择修复材料和技术，已有不少分析检测设备能够做到“无损调查”。
在做任何干预之前，修复师给它们做了全面体检。多光谱检测发现，清漆至少有3层，可能是在3个不同年代涂上的。每次涂完清漆，尘土就一层一层地沾了上去，多次涂层之处裹挟了复杂的异物。肉眼看不见的裂痕也非常多。修复师还发现，其中两幅油画以骑马钉固定，而骑马钉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才被中国画家使用，这意味着这两件作品的原件已毁，为后人临摹之作。
给油画做完体检之后，“医生”们并未立即拿起“手术刀”。他们做了4次模拟“手术”，4个人先是“背对背”各做一份修复计划，然后再“面对面”，把4份计划中的差别之处拿出，重新讨论、确认。
邰武旗对记者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也有人搞修复，“立等可取”。正规的修复没那么简单。
譬如，画布上每层污垢的成分，他们都做过分析，每种成分都有对应的溶剂，使用某种溶剂洗掉一层污垢时，要确保不会洗掉别的物质。
整个过程跟做手术一样，小心翼翼的修复师们戴着蓝色口罩、白手套，手里的刀剪银光闪闪。他们的手下，是一段80多年的岁月。
修复油画是为
历史“洗脸”而非“去皱”
其中一幅油画上，画有一株大树，上有很多白点，作者的用意让人费解。修复后的作品保留了这些白点。“我们不能把美术作品的作者意图给更改了”，邰武旗称，这些油画只是“年纪大了”，他们所做的是“洗脸”，使它恢复本来面目，而不是为这张脸“去皱”。
他说，油画作品跟古董之间有一点区别，画完时是什么颜色，那才是作者想要传达的，颜色变旧了就不能反映作者的意图了。因此，虽然修复后的作品焕然如新，但实际更接近原貌。法国卢浮宫的传世名画看起来都是新的，其实都经过了多次修复。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沈阳指出，文物作品的修复，是一个影响历史、写历史的问题。他举了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世纪》的例子。这是世上最著名的绘画之一，完成于1512年，几百年来受到教堂烟火的熏染。以前人们根据灰暗的画作推断，画家米开朗琪罗创作时的心态是灰暗的。20世纪90年代初，沈阳去参观过，觉得十分阴沉。后来这幅画作做了修复，他又去看，惊讶于它的“灿烂辉煌”，可见作者的心态非常阳光。
如今，见到修复后的庆王府油画，姚尔畅的一个感受是，它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填补了中国近代油画史的一处空白。
他说，虽然油画在明代万历年间已传入中国，但我国真正有人从事油画创作以及技法的传播，也就100多年的历史。中国油画史上提及较多的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北京主要是宫廷洋画家郎世宁等人及其弟子从事油画创作；广州主要是外销的商品画；在上海，外国传教士创办土山湾孤儿院，办了教孤儿绘画的土山湾画馆，被后来的大画家徐悲鸿称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而姚尔畅认为，人们忽略了天津。比如，中国油画的第一人李叔同先生就是天津人。天津拥有多国租界，艺术教育也发端较早，会有一定数量的画家在此留下作品。但是那个时期的美术史上，天津留下的实物非常少，文字记载也不多。因此，庆王府油画别具价值。
作家方纪之子、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方兆麟1951年在庆王府出生，一直生活到7岁，对这里留有深刻印象。他从“小德张”的孙子那里得知，“小德张”曾邀清宫“如意馆”的画师们到家里作画。清朝灭亡后，很多宫廷画师流落在外，境遇不佳，“小德张”以作画为契机供他们生活。这8幅油画，不知是否出自宫廷画师之手。
“从它的表现手法和技法来看，如果不是出于洋人之手，至少也应该是西方传教的画家的徒弟，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姚尔畅说，这些作品从风格上很像故宫的一些藏品。
第三份“病例”无处安放
从外表来看，术后的油画跟新的一模一样。它们衬着日本进口的无酸卡纸，进入了庆王府的展览馆。罩在外面的相对密封的玻璃框，能够尽量阻挡温差、水分、紫外线和酸性气体的侵蚀。
邰武旗对记者说，它们并没有恢复青春，还是在应有的年纪。修复师只是治好了那些现有条件能治好的病害，暂时解决不了的只能留待后日。
陈青赞成这种慎重的态度。“所以现在的修复不是今天修了就一劳永逸，再也不会修了。现在主要是要在我们这一代把文物尽量保护好，传承下去。”陈青说。
沈阳也指出，要修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既保护了文物，又把历史脉络展示出来，是颇具难度的问题。意大利做壁画修复有种“标示性修复”，留下一个地方不做处理，普通人看不出来，专业人士靠近去看，会看出哪里是后来补上的。留下一个遗迹，一个“依据”，就记录了历史，告诉了后人。
在庆王府油画上，凡是被木门边框压住的地方，都保护较好，接近原貌。对这些地方，修复师只做了结构修复，没有做任何补缺，并如实做了记录。
据陈青介绍，油画修复保护在欧洲已有成熟的保护技术和规范，在我国则一直未能形成科学的体系。我国针对古代壁画、石质文物、竹木漆器等不同材质的文物修复制定了很多行业标准，但油画修复尚未形成标准。
她说，油画经过修复，呈现出新鲜的画面，这与通常的文物保护理念不符。古建筑彩画、壁画、佛像都用过光油，但是我们并不主张把老化的光油去除，譬如金漆佛像的光油一旦去掉，佛像就会金光闪闪，失去了沧桑感。油画则不同，表面光油不去除，就看不到原有风貌，这是被国际油画保护界认同的。
正是因为缺乏行业标准，庆王府油画修复完工后实际上无法验收。2012年，邰武旗等人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一份《北京维基国际艺术品修复中心保护工作者专业工作准则》，油画的验收只能据此开展。他期待国内的行业能尽快成形，进而产生行业标准。
庆王府油画做完了全部“治疗”，它们的全套“病例”也就此完成，一式三份，一份随作品留在庆王府，一份留在修复中心，另外一份还在邰武旗手上，他期待能有一个独立机构，比如公共图书馆来存放这些病例。他说，总得有那么一个部门，把这些资料放在一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