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喜欢叫他“老翟”，不太熟悉的叫“翟法官”。

作为一名法官，老翟“基层”得没法再基层了：哈拉海是吉林省农安县的一个小镇。作为哈拉海法庭的一名法官，老翟每天处理最多的就是田间地头，家长里短的各种案子。

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上，老翟也是公认的穷。老翟刚来法庭的时候，还是“小翟”，已经成家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四处打游击，最后还是同事老崔帮他借了个土房。搬家的时候，一对箱子，两套行李。“就这？”老崔惊讶了，你好歹也是个拿工资的人啊。“就这，日子过得不好，让你笑话了。”小翟同志脸红了。工作23年了，小翟变成了老翟，但生活质量没啥根本改善。省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看到的还是多年前盖的平房，窗户还是木头框的，喝的是辘轳井水，看的是一台老式电视机。老翟自己却很知足：“当初盖了新房装不起窗户、砌不起围墙，现在好多了。”

日子清贫，感受最深的是老婆孩子。老翟的女儿上学了，最头疼的是交学费：小学、初中时学费需要600多元，老翟工资才800多元钱；高中时，女儿学费2000多元，老翟工资虽然涨了，但也不过1700多元，老翟的老婆没有工作，这点工资维持基本生活开销都困难，无奈只好去别人家借，以后慢慢还。女儿很懂事，从不吃零食，每次上学背着书包，手里还拿着个兜子，看到路边有空瓶子、废纸壳，就捡起来留着卖点钱。

老翟和老婆秋天的时候会从村里拉回好几大袋子毛葱，晚上就用剪子剪掉毛葱的头，之后再送回去。剪一斤两毛钱，剪几百斤，能赚到几十元。女儿最大的心愿是有个MP3，看到同学们有好吃好玩的新鲜玩意，心里很羡慕，但从来不说。女儿很争气，考上了大学。从没出过远门的女儿大学报到那天，为了省钱，爸妈没送，自己到了校园。上大学的时候，女儿想申请特困补助，老师看到申请表上写的“父亲：法官”，把申请表退了回去。

老翟的老婆很理解丈夫。这名朴实的农村妇女，总是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支撑着这个家。她唯一一次跟老翟红脸，是母亲去世的时候，小姨子要求姐夫从法院借几辆车，老翟没同意；小姨子又提了要求，给咱妈买个3000块钱的骨灰盒。老翟犯难了：一个月工资才600元，买3000元的骨灰盒，哪来的钱？老翟看看老婆，希望她能帮自己说句话。老婆却反常地沉默了，作为女儿，她也希望老母亲最后一程走得风光点。她心底里，或许也希望丈夫能破例一次，给自己挣点面子。然而老翟还是坚持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后果是老婆跟小姨子回了娘家，三个月没回家。

“那三个月又当爹又当妈，滋味真不好受啊。”说起这段往事，老翟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老翟的母亲养了八个孩子，晚年患上癌症，疼痛难忍，为了节省医药费，坚持不住院，忍痛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这段回忆，成了老翟心底最难以言喻的伤痛。

不能给家人优越的物质生活，老翟也很内疚。女儿大学毕业，即将参加工作的时候，老翟和女儿做了一次长谈，“这些年，你们和我受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爸爸心里踏实。你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要记得感恩，不要忘本。”

虽然自家经常穷得要出去借钱，但老翟经常为困难群众解囊。当地一个砖厂老板刘占东，因为经营不利，经常被起诉。一次庭审结束后，身无分文的他坐在法庭门口，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老翟掏出仅有的30元钱，对他说：“我也没多少钱，这样，我留10块，给你20，赶紧回家吧！”刘占东还要推托，老翟有点生气了：“这都啥时候了，还装什么英雄。赶紧回家，免得家里惦念。”

事隔15年，老翟参加一个朋友的家庭宴会，一个中年女士走到翟树全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这个躬是替我爸向您道谢的。我是刘占东的闺女，他经常跟我们提起你，让我们不管何时何地见到你，一定替他表达敬意。”心怀感动，事隔15年的这个鞠躬，重如泰山。

“23年来，他从没喝过当事人的一杯酒、从没收过当事人的一份礼、一分钱。”老翟之所以守得住清贫，是为了判案子的时候“腰杆硬”。工作23年，老翟调解诉前纠纷3000多件，审结民商事案件2400多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引发上访。

老翟出名了，机会也多了。老翟还是坚持留在哈拉海基层法庭，做一名普通的法官。其实，在基层工作的23年里，他有多次进入县城工作的机会，但他放弃了。他说，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这儿有感情。和乡亲都熟了，待着舒心；能给他们办点实事，挺好。

他叫翟树全，男，1960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1983年毕业于绥化师范专科学校，1989年到吉林省农安县人民法院哈拉海人民法庭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2012年3月任哈拉海人民法庭副庭长。（记者 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