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想过，我竟然也能帮别人，很幸福”

　　“下一节是思想品德课？”敦厚的义西多杰很轻松，但21岁的才文扎巴却大感头疼。

　　因为，他一度是个“问题生”，顶着一头染黄的头发，刘海长到遮住了眼睛。那时候他老欺负小同学，喜欢跟老师顶嘴，也会抽烟，偶尔打架。

　　才文扎巴有7个兄弟姐妹，只有大哥在外打零工。入学前，除了每年挖虫草的45天，才文扎巴就是在家“闲逛”，或者泡在网吧。

　　但到了学堂，80多个学生都要坐在一起，听求松老师讲闻所未闻的《弟子规》、“做人的道理”、“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一开始，他们也似懂非懂。

　　一次，才文扎巴跟同学吵了架。课堂上，求松没给他留一点情面。“我们是公益类学校，要团结友爱，你这样是不行的。再吵架，你就会被开除。”

　　才文扎巴低下了头，自此，他再也没跟同学吵架。“以前我没上过学，跟着父母放牧，他们也没有接受什么教育。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自己高兴就好。”

　　但仅仅是每天课堂的1小时，就会让他改变吗？

　　2012年4月，才文扎巴跟着学堂的青梅老师，去给贫困牧民送物资。起初，才文扎巴只是想交差事，直到他看到藏族老人在春寒料峭里穿着破旧的胶鞋，连袜子也没有。

　　“我以前只知道上网、玩耍，不知还有这样贫困的地方！那些孤寡老人，衣服那么破、那么脏，还穿着。”

　　利民学堂的背后，是玉树州利民协会，它的前身是2010年玉树地震后成立的玉树州关爱生命协会。求松担任会长。协会主要负责利民学堂、医疗点和扶贫工作。

　　利民协会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的工作报告显示，一年中，共有3.7万多人从协会志愿者手中拿到物资，包括衣物、取暖煤炭等。此外，利民协会建立的4处免费医疗点共帮助2.1万多人，1700多人收到过协会志愿者送去的常规药品。

　　每年，才文扎巴会跟随志愿者，到牧区发放物资七八次。

　　2012年4月，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县小学的582个学生脱掉了脏到看不清图案的衣服、破到快露出脚趾的鞋。在利民协会志愿者的帮助下，孩子们换上新衣裤、新鞋。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新发的铅笔、橡皮放进新文具盒中，并彼此炫耀着。

　　这样的场景不仅感动了志愿者，也深深触动了随行的“利民学生”们。

　　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牧民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没有收入，根本买不起衣服。很感谢你们，我们好几年都有衣服穿了。”他们会竖起大拇指，或是双手合十，“有些牧民还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喝茶、聊天，大家都很热情”。

　　在同胞家中，才文扎巴自己动手，给陌生的小孩子穿上了干净的衣裤。那一刻，一缕崭新的情感流入了他的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也有能力帮助别人，感觉很幸福。”

　　如今的才文扎巴早已不是“问题生”，而是副班长了。他不再抽烟、打架，看到路上有碎玻璃，会捡起来。骑摩托车的他，经常捎路上的老人一程。

　　坚守在地震中

　　“你是他的老师？！”巴毛发放物资时，才文扎巴喊她“老师”，让当地牧民很讶异。光看外形和身高，巴毛怎么也不像这个青年的老师。

　　“我刚来时才20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大，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也会害怕，不知道怎么教。”2010年10月，这个刚大学毕业的藏族女孩作为志愿者来到地震灾区，帮忙发物资。本想着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但两个月后，巴毛留了下来，做了汉语文课的老师。

　　巴毛的家人顿时急了，全家一直希望她当公务员。“你赶紧回来，在那儿又没发展，工资又低。你一定要去当公务员！”

　　巴毛始终没有听从，尽管家境拮据，当时她每月800元的收入，就已经占据了家庭总收入的六成。

　　但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整个学堂。

　　2012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至少造成2000多人遇难，全国哀悼。

　　求松临时召集了30来人，赶去挖废墟。

　　当他赶到结古镇的赛马场时，他看到一个孤寡老人带着几个小孩，坐在路边。老阿妈黝黑的脸，典型的高原红。她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在哭。裹在衣服里的孩子却没哭，安静地看着前方。

　　旁边搭起的小帐篷是临时医疗站，地上铺着脏兮兮的垫子。40多个病人挤在里面，他们手上、脸上都缠着胶布，脸上的血迹凝固着，嘴唇干裂了。

　　那一刻，深感无力的求松落泪了。

　　求松拿起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通过彩信发给了华夏公益联合会。“我个人力量太薄弱了，我需要把这些情况传递出去。”

　　当时有200多个公益组织临时合作救灾，这是他们收到的第一张灾区照片。

　　第二天起，30多个志愿者奔走于各医疗点、灾民家中，统计需求。求松临时当起了救援物资的“指挥官”，负责分配发放。“我觉得自己有用了，可以为同胞做点事了。”

　　另一头，巴毛家唯一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

　　“家”就是简陋的帐篷。从废墟中挖出的缺胳膊断腿的桌子、椅子，成了仅有的家具。一家人几乎山穷水尽。妹妹即将上大学，父亲体弱多病，如山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巴毛面前。

　　巴毛动摇了。她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时，几乎笑不出来：“我可能不在这儿当老师了。我家里人不太愿意，求松老师会找到更好的老师。无论哪个老师来，都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

　　学生们一下子炸开了，几个女同学哭着说：“老师，不要走！您走了，不一定能有老师对我们这么好！”

　　巴毛抑制不住泪水，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教室。“我没敢在那里呆下去，不然我也会哭。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

　　最后，她还是没能离开。又当志愿者到处送援助，还得教课，巴毛的身体终于“罢工”了。2011年2月，她患上了肺结核。

　　治疗期间，她回了趟学校。学生纷纷围过来，你一句我一句：“老师，您去哪里了？我们很想你，您以后不要再出去了！”老师、志愿者也跑过来问候，“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我们更像一家人”。

　　“你怎么跑过来了？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一定跟我说。”求松既“愤怒”，又关心。

　　家人勒令她：“这次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必须辞职。”为了让父母放心，巴毛当着父母的面喝下一大碗苦涩的药，再三保证每天都“按时吃饭”。这才勉强说服了父母。

　　“他们特别需要我教语文课，我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年中文，也该为他们做些什么。”2011年10月到现在，巴毛每月工资1500元。这些钱巴毛全上交给了家人。一年到头，也只有冬天，她会去买两件避寒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