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好本职工作，韦健每天还要给全国各地的同行支招（晚报 王浩然 现场图片）
“您的信用卡欠费”，“猜猜我是谁”……看似一条条普通的银行提醒短信、一通朋友间的玩笑电话，在骗子的精心设计下却变得危机四伏。为了应对警方的连续打击，骗子的骗术也如病毒不断“进化”。
在上海警界有一个出了名的 “微胖界”人士，与电讯诈骗“缠斗”十多年，揭穿了几乎所有版本的骗局要点，被警界誉为“反电讯诈骗专家”；他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出差在外，不是在跨省“识骗”的路上，就是在境外合作“斗骗”。
防与骗，进与退，这是一场猫与老鼠的“持久战”。骗子为钱费尽心机，百姓上当倾家荡产，这里更像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昨天，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上海警方反电讯诈骗专家、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二支队韦健，听他讲述骗与被骗的那点事儿。
案件特点
较量十多年，诈骗手段不断进化
今年刚“四十不惑”的韦健，在全国警界已是出了名的 “老法师”。与电讯诈骗缠斗十几年，成天与“骗”打交道。初次见面，体型微胖的韦健，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有点憨厚，给人印象很讨喜。虽然工作十分忙碌，但他眼中闪烁的狡黠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电讯诈骗不同于普通案件，它就像一棵大树，案件分叉非常多，不同团伙有不同的剧本，查到最后又互相交错盘结。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嫌疑人骗术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他们甚至从一开始就在想着怎么逃避打击。十多年的较量，骗术不断进化。 ”说起自己的老对手，韦健坦言，“有时，我们刚改变防范策略，骗子一旦没得手，就会反思改进骗局。骗子盯着群众口袋里的钱，被害者一旦上当大多倾家荡产，在打击防范电讯诈骗上，我们没有退路。电讯诈骗案一刻不断，我就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作为反电讯诈骗专家，韦健经常出差在外。一年365天，他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上海。指着办公桌对面的空位子，韦健告诉记者，同事出差已经2个多月了。
电讯诈骗最早于200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内地，韦健是首批从事此类案件侦破的刑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好做，他走过弯路，甚至被骗子牵着鼻子走。所以，现在只要能帮上忙，他都会不惜代价，把自己的宝贵经验提供给同行们。
QQ“嘀嘀”响个不停，文件柜里满是骗局档案，手机座机铃声此起彼伏……采访不时被打断，原计划1小时的采访，足足花了2个小时完成。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韦健还要给全市乃至全国各地的同行支招。他一边与记者聊天，一边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
一旦被骗，对被害人是毁灭性打击
行骗时，骗子留有手机号码，还有银行转款账号，为什么不能马上抓到骗子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韦健直言不讳，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没有直接接触，诱骗被害人上钩的电话或短信，通常是用短信群发器群发、网络电话拨打，成本只有几角钱。与两抢案件相比，电讯诈骗的危害更大。
“如今，随着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市民家中和身边很少存放贵重物品，现金也不多，犯罪分子抢劫、抢夺得手的收益并不高。可是，电讯诈骗却完全不同，不法分子瞄准的是群众的银行积蓄，那是很多人的一家一当，甚至是很多受害人的养老钱。一旦被骗，对被害人家庭是毁灭性打击。”韦健说。
“电讯诈骗环节很多，侦破起来有一定难度。”韦健解释说， “从幕后老板到打电话发短信，再到提取现金，不同犯罪环节涉及不同的行业，如网络、通讯、银行等部门。侦查员必须精通网络、通讯、银行等领域的知识，无形中增加了破案难度。更甚者，近年来出现不同环节分散在各地实施犯罪的倾向，且都是往境外转移，给跨境打击设置了很多障碍。”
“不同国家、不同区域间，通讯、银行、网络等行业的规则有所不同，犯罪分子利用这些壁垒，达到逃避打击的目的。”让韦健记忆犹新的是，两年前，他在东南亚某国与当地警方联合办案，没想到不法分子租借的是当地中心城区的豪华独立别墅区。 “如果访客不开皇冠3.0或是帕萨特，肯定进不去小区的，因为在保安眼里，你跟里面的人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我曾走访过很多被害人，说起被骗的经历，他们痛不欲生。明明看到来电号码是境内的，可追查之下，线索都指向境外。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体系不同、司法制度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不法分子利用这些壁垒，将境外长途伪装成国内来电，有的网络电话的服务器也在境外，这给破案设置了很多障碍。”韦健坦言，侦破电讯诈骗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团伙分工明确，形成行骗“产业链”
十多年的缠斗经验，让韦健清醒地意识到，电讯诈骗犯罪已形成一种多环节的“产业链”，打击防范不进则退。
“电讯诈骗团伙，除了幕后老板外，通常还有短信电话组和资金监控组。前者根据事先策划好的骗术，专门负责用短信、电话等手段迷惑被害人，后者专门负责监控账户，被害人转钱到账后，第一时间拆分到很多张银行卡里，有的甚至到卡后还会再拆分，接着便有人在全世界不同国度、地域的ATM机上提现，短短几分钟，被害者一生的积蓄就被掠走了。 ”
韦健说，负责不同环节的成员，本身就是一个个小团体，只负责其中一块，各部门互不相干，有联系的只是它们各自的负责人。不同的环节甚至可能在不同国度，对同一个被害人实施犯罪；负责一个环节的这个小团体，也有可能同时承接几个幕后老板的同一块业务。如短信电话组有专业的“话务员”，可以根据不同老板给出的骗术剧本进行操作；资金监控组通常有十多个人，控制着几百甚至上千张卡，为不同的老板洗钱、提现。
在产业化犯罪的背景下，电讯诈骗如同一门“生意”，只要幕后老板有一个好的骗术剧本，再有一笔启动资金，就可以召集来专业的短信电话组和资金组，就能“开门”做生意了。有时不同的犯罪头目之间，还会互相介绍得手率高的电话组成员。
犯罪环节复杂，很难第一时间追回赃款
与专业的犯罪团伙相比，被害人一旦受骗后，由于涉及银行客户隐私，被害人不得不先报警，警方通过一定的司法程序，才能对案件展开调查，一旦遇到境外犯罪团伙，警方还要受限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司法制度等，很难在案发后第一时间追回赃款。即使侦破了电讯诈骗案，抓到犯罪嫌疑人时钱财通常已挥霍一空，能追回的损失少之又少。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电讯诈骗涉案人员的犯罪金额，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一位市民被骗50万，钱款转出后，犯罪团伙资金监控组会第一时间提现，随后，团伙成员只是抽取一定比例劳务费，其余现金都交还给幕后老板。那么，该如何认定资金监控组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呢？ ”韦健坦言，由于破案难、追赃难、打击处理难，近几年来电讯诈骗频发。 “由于电讯诈骗犯罪各环节之间互不相识，往往只能打击其中一个环节，只要一个环节有漏洞，他们只要换个地点另起炉灶，就能重操旧业。 ”这是韦健最担心的地方，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法在升级，因此，“斗骗”必定是长期的过程，打击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防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