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媒体4日披露,广东省试点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此前一天,黑龙江省双城市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市人大代表孙德江因在处置国有资产问题上有违规违纪问题和为举报人的母亲办理假退休的违纪问题,停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并免去市工业总公司总经理职务。这是继重庆的雷政富63小时落马和广东40天查处5名官员之后,又一次反腐新动作。
地方反腐动作频频,中央纪委也就反腐斗争“问计专家”。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精神,进一步加强反腐斗争力度,已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
反腐动嘴又动手
近来有关部门查处反腐案件提速,让许多党员群众感觉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决心,这是“新华视点”记者连日追访参与中纪委座谈会专家学者获得的信息。
“中央对腐败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拖,要下大力气解决。”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以十八大为新起点,当前反腐败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不仅反腐败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而且反腐败也有了新的战略规划和思路。
从雷政富迅速被处理,到黑龙江双城市人大代表孙德江被停止人大代表资格和免职;今年10月25日以来,短短40天时间,广东省5名厅处级干部先后落马。
一些地方高效的反腐动作,让人们为之一振。
一位退休干部表示,这让人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决心,百姓期待“中央动真格的。”
十八大报告用“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当选后的首次亮相中,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露反腐决心。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政治决心是反腐败的重要因素。“要彻底治理腐败,实现廉洁政治,老百姓关注度很高。”
专家指出,从十八大报告“建设廉洁政治”的表述,到一些地方反腐败举措,再到中纪委向专家学者“问计反腐”,均释放出一种信号——反腐不要“空谈”要“实干”。
顺应民意,推动反腐
不难发现,从重庆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到黑龙江孙德江涉嫌性侵女主播,一些群众通过网络举报贪腐案引发社会关注,推动了纪检部门调查处理,已成为当前反腐斗争的一个新特点。
专家指出,“民意倒逼”的被动式反腐不该成为常态,而应该顺应民意,积极推动反腐败斗争的进一步深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就像“苍蝇”,直接危害不一定很大,案值也不一定很高,但它发生在眼皮底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负面影响很大。正因如此,近年来,反腐败一直位居群众关注问题前列。
“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反腐的重要途径,政府与网民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说,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意的顺应,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也是对制度性反腐的重要补充。
专家强调,网络表达是社情民意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如何去伪存真,顺应民意,推动反腐斗争,不仅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一些举报人士担心,自己身单力薄,实名举报信可能会面临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所以有人不惜将内容公开到网络上,宁愿承担损毁自身名誉的风险。
“这好比走山路,如果高速公路畅通,不会有人愿意涉险。”有专家直言,网络反腐案件的迅速增多,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反腐渠道不畅。可以肯定的是,群众支持是推动反腐的重要因素,民意表达会越来越受重视。
辛鸣表示,反腐斗争要“惩防结合”,在“防”字上大做文章,实现从被动反腐到主动防腐的转变。“有人打比方,不是干部掉进坑里,我们把他抓起来,而是在他掉进去之前,把坑填平。”
找准下手部位,健全反腐制度
参加中纪委问计的专家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当务之急是如何“找准下手部位,就像庖丁解牛一样”,不能是搞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运动式反腐”。
对于备受关注的官员财产公开问题,何增科指出,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是防范腐败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应制定相关法律明确相关制度,避免流于形式。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应该进一步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以赢得党员群众的理解和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淑真表示,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应是反腐败的突破口之一,申报财产并公示公开,应作为提拔领导干部的前提。
反腐专家建议,健全反腐败法律体系,着手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权力寻租等突出问题。马怀德说,应考虑制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解决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约束行政决策权;制定“信息公开法”将公权力活动公之于众、接受社会监督;制定“行政组织和编制法”确保按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任建明表示,反腐体制是否科学有效,是推动反腐最直接的因素。
专家指出,新加坡和香港经历过长时间的严重腐败,陷入“越反越腐”的怪圈,终以反腐体制改革扭转局面,以贪污调查局和廉政公署替代之前的反贪机构,实现高度廉洁。我国反腐体制,可考虑通过纵向垂直改革,设立中央和省两级反腐败机构,实现省以下垂直,也可在一些地方试点,之后进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