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到9日，我国先后有三架航班接到威胁信息。这些信息虽最终证明是虚假的，也没造成人员伤亡，但对航行秩序造成严重的影响。虽然近两起航班炸弹恐吓事件被证明是一名16岁有精神障碍嫌疑的少年所为，没有恐怖主义背景，但由于联系到6月29日和田至乌鲁木齐航班上发生的劫机事件，我国社会各界对航空安全更为关注和忧虑。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重大劫机事件数量逐渐减少。除了“9·11”事件特例以外，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航空安全形势不断改善。各种航空安全措施，从证件检查、案例检查、指纹识别系统到各国航空信息的联动网络，都促进了航空安全。但这些措施对航班炸弹恐吓事件的遏制作用不大。因为这些“诈弹”制造者不用进入航班，只要一个电话、一个电子邮件、一个纸箱就可完成。2010年5月15日，一架由香港起飞的客机突传机上有炸弹，加拿大军方立即出动战斗机护航并做好击落航班的准备。今年8月，一架从纽约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因炸弹恐吓被迫停靠冰岛。可以说，与恐怖事件相比，这些“诈弹”事件更是无法预防。由于“基地”等组织曾把发布虚假信息作为干扰国际反恐力量的一种手段，以隐藏自己的真实恐怖活动阴谋，各国对这种事更是宁可信其有，一般都会迅速就近降落，进行安全检查。

既然无法预防，就只能加强对“诈弹”制造者的打击与惩罚力量，以威慑潜在的好事之徒和恶作剧者。要惩罚“诈弹”制造者，首先要区别虚假警报与不实警报。前者指主观上报警者知道是虚假的，后者指主观上认为炸弹警报是真实的，但最后被证明是虚假的。前者属于司法打击范围，而后者则多数是反恐部门作出的、没有被证实的预警。

要惩罚“诈弹”制造者，要先找到这些人。在很多案件中，这些人最终没有被找到。即使最终找到了这些人，其中的很多也会由于精神病等借口而免于处罚或从轻处罚。所以，严惩很难落到实处。

总体来看，要想严厉惩罚这些“诈弹”制造者，就必须对他们的目的、心理状态和最终后果做出综合判断。有些“诈弹”行为本身就是恐怖事件的一部分，企图以此来要挟相关国家与政府，或分散反恐部门的注意力。对这种行为，应该以恐怖主义罪论处。

有些“诈弹”行为是出于个人某种目的。曾有乘客眼看要赶不上飞机，就谎称飞机上有炸弹以延误航班起飞时间。还有些是出于一时冲动甚至是恶作剧，但对自己行为的公共安全意义估计不足。对于这两个类别，都应该以危害社会安全罪对其予以严厉的刑法处置，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一些“诈弹”制造者虽有精神障碍，但他们主观上知道自己在散布虚假消息；而另一些则有妄想症，真相信飞机上有炸弹。对于前者要予以法律严惩；对于后者，特别是那些没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应由其监护人承担起严格的管理与监护职能，并责成其承担相关的经济损失，以促使监护人增强责任与风险意识。（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家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