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元年：加工资减税负并举

　　中国日报网消息：将3个月辛苦攒下近1万元住房贷款存入银行的按揭账户后，王晓林的银行卡开始亮“红灯”了。他一直认为银行卡至少要有10万元才能在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里有安全感。但自从买房之后，他的存款就没有高过5位数。

　　王晓林并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他已经来上海10年了，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买房，还在一家国有葡萄酒公司做高管。十年间，王晓林的工资只增长了10%，每个月工资税后7000元出头，每个月还完房贷和支付日常开销之后，所剩无几。

　　有时候王晓林会羡慕或者妒忌他的同班同学李义。李义大学毕业之后通过各种关系进了电力行业的一家公司，房子的一次性支付使他省去了不必要的手续和麻烦，不菲的年收入让他在工作之余，还可以与家人一同去周边游玩，生活品质不知道比王晓林高了多少倍。

　　王晓林和李义的经历是中国收入分配现状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大学生，同样是进了国有企业，但由于一家是竞争性行业，一家是垄断性行业，十年下来收入就已经相差了10倍。

　　以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为代表的中国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一个社会当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2010年或许可称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元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7日表示，今年中国将尽快出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方案和政策措施。这是官方首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表。

　　可以预期，与之前收入分配改革重二次分配而轻一次分配的思路不同，本轮收入分配改革将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一言以蔽之，本轮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工资”与“减税负”并举，让老百姓能够直接分享GDP增长的成果。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从去年开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过低的问题就以各种方式凸显在公众面前。

　　据参加常委接见的政协委员们透露，常委们或多或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一位常委还明确表示，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民革中央在向本届政协大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中最突出的问题。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在努力增加就业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曾长期在劳动保障第一线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要提高农民工收入，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有最低工资标准。

　　刘家强认为，近年来由于政府不断提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每年增长幅度都在10%，在成都，养老金平均水平已经到1000元左右，但工人的工资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倒挂”现象是不正常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趋好，物价上涨不大、就业压力与以往变化不大，因而也赞同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他表示，各类企业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增加工资收入主要是依靠政府适时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来实现。

　　“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制度给予税收减免优惠，鼓励和引导这些企业给员工加工资。”苏海南说，而且“加工资、扩内需”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在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的同时，事业单位今年将逐步实施绩效工资，还可以通过建立边远地区、艰苦地区津贴，特殊岗位津贴等对这些地区公务员特别是基层公务员合理增加一些工资。”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一些担忧。他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可以带动低收入者工资增长，但对于企业来说，会造成用工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的用工需求，有可能增加待业人群和失业人群。

　　强化集体谈判实现“加工资”

　　在优化初次分配中，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着同样重要作用的是建立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虽然政府每年都会出台工资指导线，但这不像最低工资标准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法律虽然会追究制裁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企业，但并不会制裁多年不涨工资的企业。

　　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唯一途径是推动行业、区域性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而且这种集体协商应该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

　　民革中央建议，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把分散的农民工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劳资双方对等谈判的格局，从而在理性沟通中构建企业职工工资调整机制。同时还建议，尽快选择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刘家强也表示，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一直都是存在的，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实践中，工会与资方谈判能力比较差，因为工资的增长是需要以企业的经营数据作为依据的，但企业不会把这些材料交给工会。

　　因此，刘家强建议，下一步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尽快发挥作用，这将非常有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直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李实表示，虽然初次分配在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

　　“整个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都由一个供求关系决定，因为政府的过多干预可能会给有序的市场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但这并不是说整个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不需要政府管制，而在这个层面上做这些相对比较有限。因此政府监管的重点应该在二次分配。”李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