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的毛泽东

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走上了长征之路。在通过敌人湘江封锁线时红军伤亡惨重，指战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在严酷的形势下，党和红军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许多红军指战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从切身的感觉中逐渐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同志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在毛泽东的耐心说服下逐步改变了态度。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其他人员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在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在组织上做了必要的调整。陈云同志在会后不久写的传达遵义会议的手稿中记载了会议在组织上的调整情况：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当中讨论；3.常委中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军事指挥者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份手稿为研究遵义会议的历史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料。遵义会议之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表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谈话情形的雕塑

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召开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会议，一般人并不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50年代初寻找和确认会址时，一度根据群众传说，将市内一处天主教堂认定为会址，并在那里挂出了“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1954年，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提供了一条线索。19年前，他作为红三军团政委参加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即遵义会议。他清楚地记得，会议是在遵义当地最气派的一栋楼房里召开的，楼房的主人是一个姓柏的黔军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