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载明，2002年12月31日，在瞿优远的关照下，凌视公司与取得《 体坛周报》独家广告发行代理权的湖南体坛公司签订了一份长达4年的总代理合同，代理合同期为2003年到2006年。

2003年下半年，由于《体坛周报》的长足发展， 瞿优远有意找一家实力更强的广告公司代理《体坛周报》的广告业务，他看中了上海东视广告公司，因此，准备解除与凌视公司的合同。

然而，郭惠发却提出大幅提高合同标的，瞿优远同意了。2004年1月，双方签订了总标的为6500万元的全年广告代理合同。但是，由于承包费过高，凌视公司出现了严重拖欠。为此，瞿优远提出为凌视公司调减承包费300万元，并同意凌视公司用保证金1500万元冲抵承包费。

判决书还显示，2004年下半年的一天，瞿优远以急需用钱为由，主动向郭惠发提出要15万元人民币，郭惠发安排人送了15万元给瞿优远的关系人。

此外，2004年，郭惠发趁瞿优远陪同父母去香港旅游之机，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站送给了瞿优远港币10万元。

2006年，瞿优远在北京买房，以购房款不够为名向郭惠发借款80万元，后归还40万元，郭惠发表示另40万元不用归还，瞿优远予以接受。

判决书中，除了认定的上述款项外，还有一部分钱是郭惠发送给《体坛周报》社领导的。如2001年春节前，郭惠发为感谢《体坛周报》对凌视公司的关照，以拜年的名义送给社领导人民币20万元。瞿优远收下后，指示有关人员将20万元平分给了4位社领导，他自己也分得了5万元。同样，2003年，郭惠发又送了20万元给《体坛周报》拜年，瞿优远再次分得4万元。

“从公正的角度说，（如果不收取郭惠发的‘好处’）《体坛周报》可能得到更多的增刊广告代理费。”据看过案卷的人士透露，卷宗中瞿优远有这样的供述。

不过，据郭惠发等人的证言证词，在这些过程中，瞿优远并没有表现得很贪婪，相反，他还几次拒收郭惠发送的钱。比如第一次送钱，瞿优远就给他打电话说“这样不好”。还有一次，见面时，郭惠发塞给瞿优远一包钱，“估计有七八十万”，但被瞿优远“很不友好地拒绝了”。

审计部门发现问题

法院同时认定，瞿优远挪用公款2661万元。其中一笔100万元，另一笔2561万元。

100万元那笔的缘起是，2002年2月8日，湖南省体育局发出文件，同意《体坛周报》社改制，并决定由《体坛周报》社、管理者团队和核心创业人员三方出资设立“湖南省体坛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体坛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湖南省体育局同时同意由创业者和管理者成立“北京体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体坛公司”），北京体坛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除瞿优远之外，其余7名自然人股东持股39%，预留的61%股份将作为激励股份，用于引进和储备创业人员。该部分股份由瞿优远代持。

由于预留股份的股本金不能明确到人，瞿优远决定向湖南省体育局借款垫付预留股份的股本金。2002年3月28日，湖南省体育局转出610万元。2002年4月23日，北京体坛公司成立。同年9月，北京体坛公司出资980万元、《体坛周报》社出资1020万元，双方共同成立了湖南体坛公司。

判决书载明：2003年上半年，瞿优远挪用《体坛周报》社账外资金100万元归还湖南省体育局的借款。2004年6月，他又从北京体坛公司分红款中拿出100万元代《体坛周报》社支付了某记者的签约费，用以归还此前挪用的账外资金100万元。这笔钱被法院认定为挪用。

另一笔2561万元的挪用款，缘于公司买办公楼。

2004年，《体坛周报》社准备整体搬迁至北京，瞿优远看中了位于崇文区的一处房产。2004年6月4日，瞿优远代表《体坛周报》社与北京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该房产总建筑面积4322.2平方米，购买价格为3250万元。

判决书显示，合同签订后不久，有人向瞿优远建议，可以通过北京体坛公司名义购买此房产，然后收取租金为北京体坛公司的股东谋取利益。

瞿优远采纳了该建议，并让人做好资金筹集方案。相关人员建议，可以先由湖南体坛公司将分红款转账至北京体坛公司，用于支付第一笔购房款，然后预收《体坛周报》社、湖南体坛公司第一笔租金及押金，不足部分再由北京体坛公司向《体坛周报》社借支。瞿优远对这一方案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