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通过相关计量研究我们发现，在正视国际输入型通胀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价格上涨的国际传导路径不能简单化，在汇率传递率较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的阶段，利用人民币升值可能会通过国际游资的进入恶化中国价格治理的货币环境。另外，进口商品价格管制在短期可以有效阻止通胀通过经营项目的输入，但是，从中期来看，价格管制形成的国内与国际差价可以通过提高本国通胀预期而对本国价格形成影响。目前单纯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来稳定通胀预期的方法并不全面，还需要考虑通过部分价格释放来调整通胀预期。

第三,必须充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内在结构关系以及运行机制所面临的困境，选择各种相应的治理措施。

首先，中国资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具有十分深厚的内在结构变动基础，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却表现为输入型和偶然性的特征，因此，对于前者应当进行适当的价格释放，而不是简单的价格控制。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在供求缓和的基础上加大相应的价格管制和价格干预活动。

其次，在国际游资大规模迁移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决定了通胀治理的货币方法应当以数量型工具为主。

第三，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调整之间的深层关系，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目前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在中期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时也必须重视中国出现“名义工资-物价”相互作用的通胀机制的形成。

第四，重新认识中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强化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防止单边调整带来的巨大宏观经济风险，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协调义务，发挥中国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重要作用。

第五，积极推动国际大宗商品协调机制的建设，从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个层面展开相应的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干预，使中国价格治理具有开放视野和国际方法。

此外，我们应当认识到本次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虽然有本质性的区别，但仍需要充分重视“新型滞胀”出现的可能，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也需要超越传统的管理模式。

作者认为，要把握此轮中国价格上涨的本质，提出合理的治理措施，一方面要突破封闭体系下“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两个分析框架，同时也要摆脱部门利益的局限。

我们应从全球视野、历史比较、中期角度来深入认识价格上涨的核心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统筹价格释放与价格控制、需求总量控制与供给结构调整、短期工具与长期工具之间的关系。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