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中的上升，中国城市的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将“国际化”作为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沿海港口城市大连、宁波、青岛，可以成为“国际港口城市”；西安打造一个以“唐文化”为代表性的“国际文化城市”也是个不错的构想，这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国际功能提升的问题。

“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y）一般是指一个城市在某个功能方面具有国际性，这种功能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当然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此概念强调的是城市的国际性，但并没有强调城市规模的影响或者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比如瑞士的日内瓦拥有众多的联合国机构，但它规模很小，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大，而耶路撒冷则是著名的国际宗教中心，苏黎世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把纽约称为“国际城市”（Cosmopolis），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文化功能，专门指国际文化多元性的城市，其中又特别强调人种的多元化。纽约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国际城市，因为它是世界各国人种集聚的中心。但一般来说，“国际城市”这个概念并不特别突出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力。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值得商榷

“世界城市”（World City）这个词最早是由德国大诗人歌德提出来的，他把巴黎、罗马这种曾经在欧洲历史上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城市称为“世界城市”，但他那时的世界主要指欧洲，特别是西欧。这个词的发明权是歌德，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已不可能等同于歌德的时代了。

那么现在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城市其功能的世界性或全球性呢？美国经济学家科恩、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家约翰·弗里德曼和他的学生沃尔夫最早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1981年，科恩首次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并第一次将“全球城市”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扩张联系起来。在科恩的研究中，对“全球城市”的判定采用了两个指数：跨国公司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即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海外营业额占其总营业额的比例，而一个城市的国际性可由集聚在这个城市中的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反映出来，若比例较高，说明这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非常紧密。

弗里德曼和沃尔夫认为，“世界城市”是指在世界经济中具有一定支配地位的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指挥与支配中心，其度量标准之一就是城市所拥有的资本的空间支配能力，即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比如作为“全球城市”的纽约，其证券交易所是整个世界经济的晴雨表，而芝加哥、法兰克福等城市的资本控制力是区域性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世界城市的研究里面，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判定标准。

弗里德曼在1986年又提出“世界城市体系”的概念，认为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种投资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一些核心城市，成为连接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城市体系的枢纽，比如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就是连接印度和世界城市体系的“节点”。这一概念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中国也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1990年，美国社会学家萨森在弗里德曼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全球城市》一书，重点研究了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全球城市。她认为“全球城市”包含两大核心功能，一为金融中心，一为跨国公司总部，由此得出结论，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服务行业集聚的所在地，从而实现了全球生产功能的分散和世界经济管理功能的集中。由于很多跨国公司规模不断膨胀，在其内部分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区总部负责某一地区业务的现象，使新加坡、香港这样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彼得·泰勒在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上提出“世界城市网络”这一新的研究框架，他通过对世界城市相互之间横向联系的实证分析来判定一个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及其变化。这一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国际性服务企业的区位来衡量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2000年，北京和上海还处于泰勒“世界城市网络”中的最低层次。到2004年，它们就已经占据一定的地位，到2008年，这两个城市与世界的连接度已经进入世界前十位。因此，在最近1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城市以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城市为代表，正在融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

就以上这些判定标准来谈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是不是一定就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呢？这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