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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全国首创武汉商职医院26年没要国家一分钱
2010-12-13 09:53:20      来源:武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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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全国首创武汉商职医院26年没要国家一分钱

从1996年5月实行分娩封顶价以来,这是今年12月9日上午在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出生的第54156个宝宝。

今年是新医改第二年。自1984年国家卫生部起草首个医改文件起,“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病根。然而,武汉有家医院,26年没要国家一分钱,却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198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下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失去财政拨款,成为全国首家因改制而“断奶”的国有医院。

商职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实力不算强,技术不算顶尖。为求活路,不得不向病人“要饭吃”。它要破解的是自己如何活下来,却在26年中创下多个“全国第一”,意外破解了看病难。

“断奶”当年,困难企业职工就尝到了到商职看病的便宜。它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保险医疗”,企业职工每年交40元-60元,商职包干基本医疗。高峰时签约企业175家。

1996年,它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次年分娩人数2718人,一跃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并连续蝉联10年。

1997年,它最早推出“议价手术”,医患讨价还价确定手术价格;最早在40余个病种中实行“单病种封顶价”;最早对110多种检查费用优惠10%。当年门诊量超过40万人次,其中80%以上是工薪阶层和下岗职工。

为方便看病,1984年,它设立全国第一个门诊导医台。1996年,它最早在每个病区设立“病人库房”,外地病人可免费存放行李。1997年,它率先取消挂号,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来了随时找医生看病。

沿着这条“低价加贴心”的道路,病人如潮般涌来。如今,商职日门诊量1200人次,住院量560余人,远远超出同级同类医院。

“谁让我治得起,我就找谁治。”昨日,在江西打工的武汉居民严飞从商职出院。半月前,他患胆囊炎需手术,辗转南昌和武汉多家大医院后,他选择了价格便宜2/3的商职。他说:“我也想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请最好的医生,但我是个打工的,只有一万块钱,我要的只是安全的、基本的治疗。”

看病可以不贵

47岁的汉阳区下岗工人夏照堂,无医保,无固定收入,单身一人,不背房贷,不遇上学难,但在去年,他遭遇了一次看病的“过山车”。

2009年夏天,夏照堂右手臂意外受伤,上不起大医院,他在厂医务室草草包扎。半个月后,伤口溃烂感染。姐姐带着他,先后在本地一家部级大医院、一家市级三甲医院就诊。

医生诊断,桡动脉断裂发炎,不及时治疗引起全身感染的话,命就没了。问及治疗费用,前者估算10万元,后者则估3万。夏照堂懵了。姐姐能资助他的,只有3000元。街坊介绍他去了武汉市商职医院。

接诊的徐峰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有几种治法:一是在显微镜下把动脉和神经细细接好,再进行功能康复,右手完璧归赵,10万差不离。二是抗炎、手术接上血管,右手基本复原,3万打得住。三是只将桡动脉和周围神经两头扎起来,抗炎。右前臂不能完全伸直,但对功能影响不大,费用不会高。通俗地说,这是羊毛呢、精纺棉与粗布衣裳的区别。

夏照堂选择了“粗布衣裳”,他在商职住了12天院,花了2034元。

武汉市卫生局曾在市民中做过“看病难”的调查:一难难在“看不上病”,专家难找,一号难求。二难难在“看不起病”,有心无钱。

时任湖北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李述永2007年时评价,商职医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

1999年,全国涨了挂号费,商职却取消了挂号费。病人来了直接找医生看,只要医生不在手术,随时可看病。B超室、CT室等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随时可做检查。

“低价”是商职26年来走出的路。在“议价手术”、“单病种封顶价”、“检查费用优惠10%”等价格组合拳后,商职单病种价格约为武汉平均水平的一半。

为何会是商职

华中重镇武汉,医疗技术雄厚,大医院云集。偏居汉口一隅的商职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成为武汉市医疗格局的另类,商职是一个“意外”。

时间回溯26年。1984年,全国有两件大事。一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卫生部起草了医改文件,预热次年的医改启动。

这一年,商职医院的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商职必须自己找饭吃。没有先行者,也没有同行者,商职医院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个孤儿”。

原任武汉市服装公司经理的王际德,在这一年成为商职医院党委书记,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坐26年。商人出身的王际德说,26年来,他只干了一件事,给医院找条活路。

论技术,大医院占有绝对优势,论地域,周边居民大多收入偏低。商职并没有任何显著优势。但是,是人都要看病。生个孩子几千块,治个感冒几百块,太不正常,医疗的垄断价格脱离了国情民情。王际德用商人眼光看到了治疗费用中的水分,也看到了商职的出路:就走平价路线——水挤干了,价就降了,病人多了,医院就活了。

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业界质疑,病人是货物吗?便宜有“好货”吗?

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这经过了精心测算。分娩的医疗技术成熟,几乎已是程式化作业,成本可以控制也可预测。

事实证明,病人乐于当这样的“货物”,商职医院在随后的10年中连续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

妇产科的尝试坚定了商职“薄利多医”的思路。至今,医院不但有40多个单病种实行“封顶价”,还推出了“医患协议价”,甚至“病人给价,量钱而医”。商职没想过创新,它只要活路。但这些议价方式,总能误打误撞为“全国第一”。1984年,商职推出企业“保险医疗”,领先后来全国各地广覆盖的医保制度二十年。“全国第一个单病种封顶价”、“全国首家治疗费用打折”、“全国首个议价手术”……这些在业界掀起风暴:看病像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把生命置于何处?

病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青山来的婆婆,坐两小时公汽到商职,只为不收挂号费就能看上病。她说:“几块钱不是钱?赚钱容易吗?”商职的病人群体遍布全市,甚至省内偏远地区。商职很少做广告,它的传播方式,是病人口口相传。

这种局面连王际德都没有预料到。

事实上,商职医院不是体制改革的惟一产物。更大的社会背景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大批国有职工在转型中下岗,收入微薄,且失去了劳保医疗。农村病人更没有医疗保障。而在大医院,“点名手术”、“特需医疗”盛行,医药费用快速上涨,“看不起病”民怨沸腾。王际德的“粗布衣裳”,为自己保了温,也为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保暖。

医学就是人学

低价只是一个支点。

70岁的郑婆婆,就住在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医院的隔壁。半月前她胆道病复发,85岁的老伴陪着她,颤颤巍巍坐了一个多小时公汽到商职住院。郑家爹爹说,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哪里都看过,这里最便宜。

武汉大学卫生经济学者王保真说,病人的医疗诉求是三位一体,一是技术需求,要有充分的技术支撑,保证治得好病。二是经济需求,视自身经济状况治得起病。三是情感需求,人在身体疾创时,更渴望维护尊严。

郑婆婆的病区主任陈志武笑言,这么多年,早习惯了一只眼睛看病,一只眼睛看人。既当医生,用技术治病,又当会计,帮病人算账。

这种习惯从何而来?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为什么替病人着想?病人不来,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其实是替自己着想。妇产科停用过一种名为“卡贝”的药,这种预防产后出血的药,每支334元。徐山洪说,到我们这来生孩子的,没多少人预防得起。特殊体质的,医生盯紧一点就行,所以就停了。

王际德常说一句话,病人是人,医生也是人,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解决。在16年的实践之后,2000年,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医生们以国有身份置换成股东,不能分红,但医院成了“自己”的医院。

“医德”没有三令五申出现在文件上,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商职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免费设立“病人库房”的医院。几年前,一个农村病人夫妻俩一起来看病,大包小包都是被子、大米、菜——连盒饭都舍不得买。院长傅久洲说,如果自己的父母这样去住院,哪个儿子不掉眼泪?虽然寸土寸金,医院还是开出一间大库房,专为外地病人放暂时用不着的东西。

有时住院病人多了,为了不让病人睡走廊,医生们常把值班的休息室腾出来,自己在办公室桌子上铺被子睡。医生们开玩笑说,哪有让爹妈睡走廊,儿子睡房间的。

敏感的药品回扣,在这里也不是顽症。很简单,无论议价还是封顶价,治疗总费用对病人是挑明了的,高回扣的药,价格就高,突破了总费用,还得医院和医生自己掏。所以医生大都“药效相同取其廉”,比如全院用得最多的青霉素,160万单位一支才0.81元,哪有什么回扣空间。

独行有点冷

非常意外,在对商职医院的采访中,记者在卫生管理部门数据中,查不到商职。院长傅久洲说,26年前断奶的时候,我们像个孤儿,现在,仍旧孤单。

商职在病人中有口碑,但在同行中却少有掌声。商职的“分娩封顶价”,拉低了武汉市整体分娩价格。同行们虽跟风,却不屑。一位同行如此评价:它走偏啦,不就一个大卫生院吗?

王际德对此相当激动,26年,我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自己养活职工,挣回大型检查仪器,服务了病人,错在哪里?是的,我们没有尖端技术,但我们看的就是常见病多发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医疗,错在哪里?医疗机构,不就应当是分层次满足不同需要吗?

“挤”出来的笑脸 

放心、方便、实价和医生的笑脸,可融化疾病带来的寒冰。然而,当下病人普遍求之而不得。

商职努力去做,因为只有病人笑了,医院才笑得出来,医生的命运和病人的命运结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体制改变的力量“挤”出商职的笑脸,是“市场”这只手破解了看病难。

人是特殊商品,在医疗体系中,有两点不能彻底市场化。一是公益,这是医疗的底线。最底层群众的生命权,普遍层面上的最基本健康权,公共事件中的救死扶伤,应由政府保底。二是技术,这是医疗的天空。医疗技术的探索与进步,应得到政府的扶持和鼓励。

在此前提下,商职具有标本意义。商职改革摸索的26年,正好是国家卫生部启动医改的26年,商职是被逼出来的一个样本。它须依赖病人而生存,医生须视病人为衣食父母,医患相依,结果正如商职所实践,共生共存。

但商职不能包打天下。商职只是面对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事实上,人群和疾病都远比此复杂,医疗供给也应当分层次,有高低,各侧重,多样化。

能造就各有定位、合理分割、充分竞争医疗格局的,只有“市场”这只神奇的手。在医疗领域中,“市场”不是一个可怕的词,市场会将医院的命运交与病人,从而让医生和病人平起平坐,换位思考。这是一张药方,痼疾已久的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不良医风等顽症,或能因此有治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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