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成本”并不等于高物价

日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在“2010亚洲经济合作论坛”上的一席话，引发了网络上的一波激烈质疑，他在发言中表示：

“我们没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物价上涨正是在拉动内需的一个反应。所以我认为每年三到五个百分点的物价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左右的工资上升，每年一两个百分点的汇率上升，我们中国要想成为强国，非得是“三高”。物价高、人价高、钱价高。”

“强国高物价”的言论被切身体会“高物价”压力的网友纷纷痛批，舆论产生的余波至今尚未停息。

“高成本时代”是不是就等于高物价？这是人们都禁不住要问的问题。

今年6月24日，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指出，我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中国以占世界8%的经济总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8%、钢铁的44%、水泥的53%，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酸雨面积都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展方式粗放，根本问题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高成本时代”下破解高物价隐患的重要一点，便是提高生产率。通过科技上的自主创新，发展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生产方式，在高科技含量与技术含量的支撑下消化掉“高成本时代”所带来高物价压力。

同时作为“高成本时代”的重要内容，更高的人力资源成本应该更加合理地转化为劳动者的高收入，这也对未来在收入分配领域改革应对转型期带来的物价压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自己的博文中表示，低成本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起步时期的必经过程，而高成本所带来的国家经济地位和人的本身价值、生活质量的提升，是理性经济时代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进入也正在进入一个更合理、更理性的运行阶段。

比较发达国家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国家高得多，但他们的产品在较高的价格平台上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这固然得益于较高的技术含量，同时也离不开良好的整体经济环境和社会性能做支撑。以此为鉴，要顺利完成从低成本时代向高成本时代的过渡，社会性能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诚信系统建设、金融体制改革等等。由于诚信体系缺位，金融市场不成熟，我们损失了相当大的竞争市场，未来增强竞争能力的重点就应该立足于这些方面，通过社会性能的完善，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建立高投入、高产出的良性循环体系。随着中国整体经济技术含量的提升和社会性能的完善，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和升级必将指日可待。

综上所述，“高成本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的向我们走来，从“低成本”向“高成本”转型期的阵痛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怎样缩短这个“阵痛期”更快更好地完成转型，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面对当前物价现状以及通胀预期状况，我们更应该满怀信心、理性应对。

来源：半月谈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