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