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访谈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