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权不能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

把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用人权否定主权，是一些西方国家常用的手段。事实上，人权与主权之间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联合国宪章》特别强调国家主权，但它同时也提出了人权问题，“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并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联合国宪章》同时强调主权与人权，目的是要在主权国家和平相处的国际体系中发展人权，同时又通过促进人权来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国际人权法不是超越主权国家、命令主权国家的东西。世界上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人权法种类繁多，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些法律的主体都是主权国家。一个国家参加了国际人权公约，不等于放弃了国家主权。参加国际人权公约，主动承担起维护人权的国际义务，正是主权的表现。在国际人权公约中，主权国家被看作是保护人权的主要力量，主权国家对本国人权负有最重要的责任。国际机构的职责在于协助、促进主权国家保护人权。人权问题涉及国内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司法体制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恰恰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谓“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国际组织或其他国家无法越过主权国家直接干预一国人权问题。国际人权法首先把保护国内人权的责任交给各国政府，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国内法程序保护本国人权。

从人权保护的实践看，人权主要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管辖的问题。改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归根结底要靠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首先，各国必须维护本国的独立，实现国家强盛，不受外部势力侵犯。其次，各国政府必须努力发展民主与法制，使人民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再次，各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本国人民创造良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这些都只能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实现，其他国家无法越俎代庖。试想，富裕如挪威那样的发达国家，会拿出很多钱来帮助其他国家10亿饥饿人口免除饥饿吗？国际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道义作用。国际社会主要依靠鼓励、规劝、监督、批评等措施，推动主权国家政府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国际人权法像任何其他国际法一样，只有在主权国家自觉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力。正因为如此，国际人权法规定，国际人权保护首先要用尽国内救济程序，优先依据国内法律保障人权。即使是经过国际程序的人权案件，最后的落实和补救也仍然要依靠主权国家政府。国际人权法实施机构可以对有关案件提出意见，但具体怎么执行、怎么补救，还是要根据当事国的国内程序来解决。如果没有国家主权，或者国家主权遭到削弱，国家实施国际人权的能力必然降低。事实上，在大同世界尚未实现的情况下，亚格兰所谓的“世界共同体”不可能存在。托尔比约恩·亚格兰设想的实施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的“世界共同体”，实际上是他所属的西方国家和西方势力。说到底，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就是要让西方国家垄断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的解释权和实施权，进而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和支配。

那些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隔离、贩卖奴隶以及由殖民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等，这些行为本身已经构成了国际罪行，从而超出了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范围，理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并应解决的事项。但是，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正当关心和合法干预要有充足的法律依据，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规定；要有合法程序，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和授权；要尽量排除政治干扰，防止某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追求其他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