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宣传片总导演，中国第一位被波士顿大学授予“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的中国电影人……，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头衔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名誉厂长。

广西南宁友爱北路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宿舍区里，一栋略显破旧的老房子门前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他便是原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厂长韦必达。尽管身体不适，腿脚不太方便，但韦老厂长早早便到门口迎接我们的到访，一脸慈祥的微笑。

“在我印象里，艺谋是一个很认真、很刻苦工作的人。1984年，艺谋在延安拍《黄土地》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女儿病了，他也没有时间回去看望。”现年87岁的原广西电影制片厂老厂长韦必达向我们讲述着他和著名导演张艺谋的往事， “当时我去延安看他们拍片，得知这个消息，便托人给他家里送了50块钱，相当于他当时月工资的六分之五。这件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呢。”

坐在窄小的客厅里，韦厂长慢慢地打开了他记忆的匣子，向我们讲述那尘封已久的记忆。

从农学院到电影厂

广西电影制片厂始建于1958年，1960年仅保留了1个新闻纪录片摄制组。1970年在此基础上筹建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74年改名为广西电影译制厂，1975年开始摄制故事片，1980年始用现名。

“1978年，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国清提出要挑选一个作风民主，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搞五湖四海，又不搞大壮族主义的壮族干部来任厂长。我就是区组织部根据这些要求被点名从从广西农学院上调到广西厂任厂长的。1978年6月份，我正式走马上任。”

从北京来了四个年轻人

尽管当时广影在设备上初具规模，但由于没有专业的创作人员，当时广西厂拍了十多部影片，艺术质量都一般，为了提高品质，韦厂长便想招揽一批科班出身的创作人员到广影。

“1982年春天，当我得知北京电影学院有一批1978年入学的应届毕业生将要分配时，我便和厂领导研究决，定向电影学院要12名各个系的毕业生，我当时去北京亲自找罗院长和赵明书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厂分配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当时摄影系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我们广西老乡韦彰也帮了我们不少忙。原本确定来10个人，但最后真正到广影的只有4人，他们就是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风，和美术系的何群。”

“我还记得那是82年秋天，我亲自到南宁火车站去迎接艺谋他们，当时具体交谈的情形以及这四位年轻人彼时衣着的细节和神情，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了。但是，我对张艺谋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朴实。”虽然在回忆的过程中，难免有些记忆模糊，但是对于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正如老厂长说的那样，很深刻。

当时广影的条件并不宽裕，住房条件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广影厂还是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了60平米的单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条件很好的了。”

这四个年轻人到了厂里之后，跟班实习约半年后，就联名立下“军令状”，要求“独立拍片”。可是当时按照老厂和大厂的规矩，都要论资排辈，一般要跟班当助手七八年，才能够独立拍片。

对于张艺谋等人提出的“独立拍片”的要求，当时厂里的意见也不统一，大家也有不同看法。但是，为了能够早出人才，韦必达老厂长最终决定打破常规，破格批准以这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体，成立中国第一个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青年摄制组”。

“应该说，大学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这在中国电影界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关于《一个和八个》

1983年5月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青年摄制组”，下达生产令投产根据郭小川同事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改编的剧本《一个和八个》，并任命张军钊为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当时厂领导对该剧的拍摄都十分重视，书记、正副厂长随同他们一起住招待所，边修改剧本边审阅，前后约10天，厂领导一致通过。”

1983年初夏，韦必达亲自从北京到银川近郊现场看望他们和看样片，他回忆道：“在艺术创作上，他们精益求精，大胆探索，力求创新。尤其是摄影张艺谋，在画面构图、色彩、光线、电影形象语言方面都采用创新的表达形式，采取不完整构图，镜头里常常只拍人物的半边脸或半个鼻子。这种奇特的构图，展示各种扭曲的非正常心理状态，给观众视觉上合心理上造成震撼。”

“我们一共投入了逾50万元，花了2-3个月，就把影片拍摄完毕。”1983年10月底《一个和八个》完成双片，11月中旬，青年摄制组高高兴兴把他们的“处女作”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文艺界大批“人性论”，当时在北京召开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就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来重点批判。

在厂长会议上，相当一部分人，几乎一边倒地对《一个和八个》发表了否定的批判，甚至连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方针都受到批评，有的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在会上讲。只有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和青年组的大师兄郭宝昌导演看到该片在北影试映时，一片鼓掌和叫好声。他们私下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是部创新精神的好影片，迟早是要通过的，你要坚持住。”

当时青年组的四个主创也在北京，他们对文化部主持会议者如此粗暴对待这部影片很有意见，也很不服气，希望我能仗义执言，为他们鸣不平。

出于对他们青年摄制组人员的爱护及责任感，也觉得自己作为厂长有责任为他们说话，于是我决定冒着风险为他们抗争。在1983年11月21日的厂长会议上，我强烈地表达了对于《一个和八个》影片的不同看法，特别提到“我们对于这样一批有事业心而又勇于创新的年轻人，要关心爱护，要满腔热情去肯定他们的成绩，帮助他们总结提高，引导他们继续前进，千万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大胆放手培养年轻一代，我们的电影事业就没有出路。”

我在会上的发言，确实让《一个和八个》的火气降温了不少，但影片还是没能通过，结果拖了整整11个月后，即1984年10月16日，在社会上为这部影片叫好的压力下，才最终得以通过。

珍贵的来信

我在厂长会上的发言，西安厂的编剧张子良全部录了音，后来张艺谋、陈凯歌和何群在西安准备去延安拍摄《深谷回声》（后改名为《黄土地》），张子良同志就把录音放给他们听了，他们非常感动，并立即给我写了信。

1884年5月，我专程到延安安塞县外景拍摄现场，看到他们几个年轻人在烈日下的黄土高原上汗流浃背拍摄《黄土地》，我深深地被他们艰苦劳累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后来，《一个和八个》及《黄土地》两部影片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大奖，受到国内外电影界的好评，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电影创新道路上的里程碑。拍这两部影片的主创青年人也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的杰出代表和领头人。张艺谋、陈凯歌成为世界级的电影艺术大师，何群也在国内获得金鸡大奖。使得一个默默无闻的广西电影厂，一举成为中外闻名的电影制片厂。

正如艺谋给我的来信说的“1984年是广西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了震撼电影界的好影片，利润收入250万元，是厂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有人把我说成中国电影界的“伯乐”，问我广西电影制片厂是怎样培养出张艺谋、陈凯歌、何群等杰出的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的。其实，他们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就和荣誉，是靠他们自己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不断追求、探索、锐意创新精神。“比如张艺谋，他是个很爱动脑子，很刻苦的人，经常可以看到他一边啃着面头，一边在研究着剧本。”

“我很喜欢艺谋，也特别愿意支持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聪明、勤奋和刻苦的好青年”韦老厂长告诉我们。

来源：中国日报广西记者站   记者:黄昭华 黄菲菲   编辑：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