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打个招呼不行吗？
《瞭望》：你认为要反对关于地震预报的两种极端观点？
汪成民：一个方面一定要大力反对地震不可预测的观点。宣传地震预测我们现在无能为力，这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不能过于乐观，看不到科学上的艰巨、复杂性，一两次成功就认为地震预报已经过关，地震预报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
这两种极端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既要认清地震预报没过关的现实，又要相信我们面临地震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假如工作做得好的话，也能使灾害避免，这个才是我的观点，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瞭望》：周恩来总理讲过，让地震预报工作者力争在大震发生前打个招呼。
汪成民：我们向周总理当面请示过，目前很难达到准确预报三要素：地点、时间、震级，怎么办？总理说，精确的科学预报暂时做不到，你们力所能及地、实事求是地向政府打个招呼不行吗？
假如预测得比较确切，地点比较明确，政府部门当然比较容易应对。如果只有一个预测方向，一个大体的时段怎么办呢？我也请示过总理联络员刘西尧，他说：若情况严重，就需给中央报告，实事求是说你们对此有几分把握，让政府心中有数。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才出现了例如1974年69号文的这种方式的打招呼；文中叙述了多数人的倾向性意见，也反映了少数人的特殊意见……这种打招呼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确的预报”当然有区别，但仍然能取得防震减灾的良好效果。
《瞭望》：地震预报没有过关的情况下，又难以避免虚报。
汪成民：我个人认为，要有思想准备，就是有可能有预报失误。要是政府领导能理解，就是失误几次以后，能换来一次比较大的成功，这个就值。有这样的理念，地震预报完全可以搞得非常好。这就是一种地震社会学，因为预报必须要通过政府，必须要通过群众。
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民动员起来做事情是世界第一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优秀传统扔掉呢？现在老百姓积极性很高，专家们又瞧不起，说没有什么可行的依据。这样的话，白白地把资源推到门外去了，没法做好地震预报工作。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
《瞭望》：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如耿庆国、钱复业、赵玉林、李有才，退休之后仍然投入地震预报事业，最后却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他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
汪成民：到过汶川就有体会了。我们年纪大了，按理说安度晚年，逛逛公园完全可以。可是有几件事情放不下。
对我来说，周总理非常亲切严肃地面对面谈话，交待工作，到今天我都不能忘怀。邢台地震现场，总理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李四光离世之前的春节，他住在医院里却突然提出要听地震形势的汇报，我们带资料给他汇报。医生限制说十来分钟吧，后来不让走，汇报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手段，都挂挂图，在李老病床前挂着。这个地方有变化，这是什么地点。
1971年5月2日，周总理在八宝山送别李四光的追悼会上，还说搞地震的来了没有，我们在边上说来了。总理说你们要把李四光的精神传下去，“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就是希望这一代人能够尽快把地震预报搞好，等于面对面交代任务。
《瞭望》：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具体有哪些办法？
汪成民：在地震预测指挥上，要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个蛛丝马迹进行追踪、分析，地震预测的各级领导必须对预测具有充分的信心，把地震预测作为己任，不容许任何犹豫不决，若不搞地震预报，那还要地震局干吗？
地震预报不会不搞，因为人民需要，国家需要，地震是客观的不断地发生，地震局这个组织既然成立了，也不会解散。那么地震局必须要有所作为，也就是在地震预测方面，帮助国家在减轻避免伤亡方面作一些应有的贡献。
这个贡献，几十年以前我们做了很多次，地震局本身也对外宣传，一共报准过二三十次地震，那应该把汶川地震也纳入有可能预测的一个范围，不要过多宣传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事实，地震预报本身不是人为的要求搞还是不搞，地震它就不来。这个难题早晚总是要解决的。
(本文来源：新华网作者：刘巍)
“震前，确实有不同的意见”
“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定会发生车祸，但是每一起车祸，不可能预报。这是地震学家顾功叙的观点。我觉得地震预报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强震之前，应该告诉人们要预防”
“我当时震惊了，确实没有想到，也没有想到是龙门山断裂带。”韩渭滨向本刊记者说起2008年5月12日他得知汶川地震发生时的感受。
身为四川省地震局研究员、《四川地震》主编，韩渭滨长期从事地震学及地震预报研究，被誉为川中地震学界的“领军人物”。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十三陵地震台的一间平房里，韩渭滨并未有震感，但很快，他从内部人员那里知道了震级、震中。
韩渭滨想起了一件事，“我们局里有一个李有才(是有预测意见的)。”
汶川震前，地震局系统内部是否还有不同的预测意见？
2010年2月至3月，《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原中国地震局副局长何永年、原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以及韩渭滨。
在一些问题上，他们难得地取得一致，继而又在其他具体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震前发出任何一次地震预报意见的复杂与难度。
不同的预测意见
《瞭望》：汶川地震前，地震部门内部是否有不同的预测意见？是否据此能作出地震预报？
孙仕宏：会商都会有不同的意见。震前，对汶川地区不同的预测意见，没能传递到中国地震局台网中心。
何永年：不同的预测意见。在地震局内部是有的。李有才的不同观点，学术上不同认识上是正常的。但时代不同了，海城地震今天就有可能报不出来。
《瞭望》：如何评价耿庆国的旱震理论？
孙仕宏：耿庆国旱震做了几十年，工作做得是很不错的，是中期尺度预测。他还用磁暴组合解决短期预报问题。但他的虚报是很多，在秦皇岛、锦州，他都有过虚报。
耿的工作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多预报是对的，哪怕有虚报的可能。
何永年：防震减灾，怎么防法？如果学校停课，农民停工，社会生活停止就不现实。这样的做法不足取。以前在辽宁省锦州，耿庆国是虚报过的。
《瞭望》：如何评价李有才震前的工作？
孙仕宏：李有才做了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围绕着紫坪铺水坝烈度划定提出意见，提出的是合理的意见，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有些地震局的专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他的意见。工程安全性评价，需要大大的改进。李有才的工作应该认可，但他采取的方式有些问题。
韩渭滨：他事前有预测意见。他提出的问题是紫坪铺水坝的基本烈度定低了。上报上级甚至中央，都是有证据的。李有才是搞地震预报的，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长期地震预报。
他对紫坪铺这一地区的危险性看得比别人重，坚持这一看法很长时间。我自己的看法，定的烈度是低了。但是紫坪铺的实际设防烈度，也不是按七度。
《瞭望》：为什么没有按七度设防？
我理解的一个原因，是李有才提出问题，大坝开始提高设防了。建设不是按基本烈度设防的，因为是重要的工程。
《瞭望》：中国科协地球物理学会天灾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有人认为他们是搞伪科学？
孙仕宏：天灾委员会不是搞伪科学的。它属于中科协下边的地球物理学会，很活跃，自由度很大。它比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成员都比较敬业。有时经费也没有，还要搞防灾预报。
所有的上报意见，包括天灾委员会的，台网中心都会一样处理。
何永年：不能这样说。他们直接给中央写信，往往让人认为，地震局在压制不同预测意见。我是学地质的，我不主管预报。但情况我熟悉。天灾委员会，中国地震局预测咨询委员会，它也会上报，国家局、台网中心也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人家也不是坏意，老同志预报地震。面对这种情况，地震局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科学探索，还要鼓励各种手段。
预防不能仅仅理解为预报
《瞭望》：汶川地震前是否有前兆？
孙仕宏：2月14日，都江堰发生的小震群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实，其实四川省地震局关注了这个事实。成都地震局的洪时中上电视辟谣。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小震群社会出现混乱，出来辟谣，是有必要的。洪时中讲的具体内容，有些不怎么妥当。他本身没有能力作出这个结论。
小震群有很多，2004年云南省出现小震群。意味着什么？另外一方面，对异常监测不到位，在程序上是有缺陷的。临震预报是地方省局应该做的。需要以后在工作上加以改进。
韩谓滨：小震群，是比较重要的前兆。前边有小震，但后边是否就一定会有大震？地震预测是比较难，但是要特别重视。也不要以为一定有地震，但以后要引起注意。科技比以前进步了，但预报水平提高并不明显。在预报的环境方面，市场经济使人的思想多元了。
《瞭望》：震前是否有宏观的异常？
孙仕宏：震前有前兆。对前兆的认识水平不一，不能正确判断。这就是地震预报的现实水平。多数专家不能判断，个别专家有不同意见。
前兆信息是可以多解的，可能是构造活动引起的。地震前，需要在这方面努力。现在按这种方式，可能很难。应该进行会商制度的改革，在现有水平上应该做得更好。
震前的三个宏观异常，出现的时间间隔很长。潘正权报了宏观异常，这个上来了。但宏观异常，经常出来的，云南有时也会出现几个。
何永年：地震，还是有异常现象，汶川地震以后调查事前有没有动物异常，证明是有的。5月12日中午12半左右，绵竹市土门镇向阳村的一个村民，发现震前水塘有鱼蹦。全村老少70个人都跑出来了。客观上有，但百分百准也不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宏观异常出现，不见得有地震发生。镇江、浦东，也曾出现蛤蟆搬家。必须认识情况的复杂性，这需要进一步探索。
《瞭望》：有人认为，中国地震局的主要任务是预防，而预防不能仅仅理解为预报。
孙仕宏：这个是对的。预防、预报，是两码事。地震局成立之初，是搞预报的。我记得看到一个地震局成立时的中央文件，对地震局职责描述就是一句话，很简单。后来，工作范围扩展了。
何永年：前几年片面宣传，我们一直讲，中国地震预报水平在世界是领先的。这反映了各级领导对地震预报的水平是不了解的。今天的关键是全面科学理解，以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理解为预报为主。预报不等于预防，科学上还不成熟。大量中外震例表明，国外注意建筑设防，有时只死很少的人。而海地，死了几十万人，就是建筑没有设防。
智利1960年发生8.9级地震，也只死了800人。汶川地震也说明这一点，陈家坝小学七度设防，没伤人。安县桑枣中学，地震前把房屋加固了，房子也没倒。学生两分半钟，都撤到操场，一个学生都没伤。都江堰聚源中学，根本的原因是设防不到位。唐山地震，整个唐山是不设防的，六度区，按照当时来讲是不用设防的。
“今天早上的台湾地震不是也报不出来吗？”
《瞭望》：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吗？如何解读海城、唐山的青龙奇迹、松潘平武预报？
孙仕宏：地震是可以预测了，如果不能，地震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难度非常大。地震是非常复杂的。板块内地震一发生，理论上很难解释。至少有一点，地震是有规律的，在空间集中，发生在特定的地区。时间有丛集性。某些时段，发生比较多。
说地震不可预报，理由是地球不可入？人类大脑也不可入，不等于不可以观测；世界难题，不等于不可以预报；三要素预报是很有难度的，不等于地震不可以预报；天气预报，非得要精确几点几分下雨？
1990年亚运会，预报北京会发生一个中等有感地震，起到了社会效益。没有预报哪一天，地点是北京地区，范围大了一点。但依据比较充分，起到了减灾实效。
何永年：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一定会发生车祸，但是每一起车祸，不可能预报。这是地震学家顾功叙的观点。我觉得地震预报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在一个强震之前，应该告诉人们要预防。
震前肯定有很多异常出现。因此，能不能把这些异常的表现特征抓住，不是一般的难度。可以也应该为之努力。
但是，我总结在宣传上要掌握个度。预防为主的方针，不能全理解为地震预报。预报是预防的一部分。因为以今天的科学技术，对地球的认识，符合三要素的地震预报，要做到比较准确相当困难。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很困难。海地、智利地震，今天早上的台湾地震不是也报不出来吗？(2010年2月26日台湾花莲海域发生5.1级地震，当天震后何永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瞭望》：有人认为地震虚报的损失很大。虚报的社会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吗？以山西地震谣言事件为例，政府、公众如何承担这一损失？
孙仕宏：(虚报的社会代价是必须付出的)这种评价不合理，不客观。做了二十次预报，只一次准确。当然不是好的。虚报不可避免，地震预报水平很低，地震是能预测，但现在还处于探索阶段。应该考虑的是这次地震报对在哪个方面。
《瞭望》：有人认为，预报不过关，中国的下一个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是这样吗？
孙仕宏：国外地震预报不开展，所以，我国地震预报部门也没有中国大陆以外的观测资料，无法作出预报。
美国是不搞预报的，美国政府依据兰德公司的报告，比较研究纳税人的利益，在得不到效益的情况下，美国决定不搞地震预报。美国人认为现在地震预报水平不高，是不是从抗震来讲更为合理。但美国人并不反对中国开展地震预报。
何永年：好像不是这一代人能解决的。对地球不太了解，地球半径六千多公里，人类只钻到12公里。地震复发周期长，地球历史46亿年，有较长历史记载的中国只有上下五千年。应该综合防灾，把房子弄结实了。一个思想误区在于只是指望地震局。地震应该探索，但目前更多的还是在科学探索阶段。
来源：新华网 编辑：肖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