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归来

用“乌纱帽”促基层干部负责

从中央党校结束培训回到湛江后不久，李昌梧于2004年被提拔为湛江市委常委，同年7月，他被派往湛江辖下的雷州，兼任雷州市委书记。

这位“副厅级县官”上任之时，雷州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是一个“群众上访大县”。境内各色霸强横行，涉枪案频发，治安形势差，令人“谈雷州色变”。

记者：当时雷州黑恶势力很猖獗，令人“谈雷州色变”，治安形势比较严峻。

李昌梧：是的，雷州曾经是一个治安难点，因此省委、市委决定派一个会讲雷州话、对雷州比较了解、敢作敢为的人担任雷州市委书记。我被选上了，感觉责任重大。

记者：这些年来，雷州树立了广东省农村维稳工作的典型。你总结了哪些经验？

李昌梧：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定位好，镇委书记、镇长要管好队伍，稳住上访人员。如果处理不好，出了问题，就要找你问责。分清责任，把责任落实与各级领导干部的“乌纱帽”挂钩。近些年来，按照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我们处理过一些镇委书记、镇长和村干部，对他们给予免职处理或者调离岗位的处分。

其次，我们按照“谁主管、谁排查、谁调处”的属地管理原则，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了全面排查，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并通过领导下访日进行调解，把一大批拖延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妥善解决。

再次，对于各种欺行霸市的违法犯罪活动，从重从快予以打击。我们还“花钱买平安”，财政拨出专款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

“县官”角色

一把手影响民风“官风”

事实上，县委书记李昌梧出身军营，退役后在商界历练多年。他有过治理企业的经验，曾在短时间内使一家濒临破产的糖厂扭亏为盈。他的管理才能就此引起了重视，1993年，李昌梧从厂长的位子上被直接提拔为徐闻县县长。他说，“这真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跨越，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考验”。

1999年8月，李昌梧担任湛江市麻章区区委书记，成为全国众多县委书记中的一员。

记者：县委书记是个十分特殊的角色，从1999年到现在，你就任县委书记已经有10年之久。你如何看待县委书记这个角色？

李昌梧：县委书记不能同一个处级干部相提并论，一个县少则几十万人，多则上百万人。古语云，“郡县治，天下安”，中组部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把县委书记放到了地方党组织的重要位置。

县委书记的每句话、每个行动、每个思维都可能影响到很多人。县委书记有博大的胸怀，看问题、用干部无私无畏，就能使这个地方民风好、干部风气好。如果一味谋私，这个地方就是死路一条，风气就会乱，问题就会变多变大。在某些地方，县委书记控制不了局面，换个人就稳住了，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你认为县委书记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

李昌梧：县级政权是离基层最近的一级地方政权。我认为，作为县这一级的领导，需要提高担大任、促发展的能力。要有博大的胸怀，要无私无畏，有事业心，有责任感；要有应变能力，灵活和扎实相结合，不固步自封，要敢于作为。

其次，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敢做敢管，敢于面对彪悍的势力。比如我们到去年为止抓了1000多人，每年抓获犯罪分子300多人，黑恶势力一露头就打，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我刚来上任的时候，这里有路霸、狗霸、虾霸、鸭霸、车霸、戏霸、蔗霸、螺霸等一系列的“霸”，这些“霸”现在几乎全部被打击、取缔和控制了。

权力过大？

县委书记已成高危职位？

作为一个县的“一把手”，县委书记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其行为是否廉洁，对当地风气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有人说，当前县委书记已经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这一现象引起了学界和中央决策层的关注。

记者：有人说，县委书记大权在握，这一职位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你的感受而言，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否真的存在过大的问题？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否缺乏有效的监督？

李昌梧：县委书记的权力大还是小？这得看你是一心为公还是出于私心。如果当干部只是想“捞”，就不只是县委书记这个角色容易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取决于这个县委书记本人的素质，而不在于这个职位。身为县委书记，把钱看淡，把权力看淡，把关系看淡，做事情扎扎实实，“送不要，请不吃”，我相信肯定不会出问题。

县乡财政

像一张“头脚难兼顾的被子”

基层财力不足，县乡财政困难，这是当前我国财政体制的现实。在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缺少支柱产业，工业发展缓慢，财政收入捉襟见肘。用李昌梧的话说，是“中央财政喜气洋洋，地方财政哭爹叫娘”。在欠发达地区，“财政就像一张被子，这张被子盖了脚就盖不到头，盖了头又盖不到脚，缺口太大”。

记者：最近人们在讨论地方财政困难的问题。目前在县乡一级，财政困难的问题是不是比较严重？

李昌梧：欠发达地区的确存在这个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够快，另一方面也与财税政策有一定的关系。比如1000万元的增值税，中央拿了750万元，250万元留给地方，地方承担着大量事务性工作，财政却要依赖转移支付，这就使发达的地区更加发达，欠发达地区更糟糕。对欠发达地区来说，我们要“挖地三尺保税收”，而发达地区税收多，好办事，从而造成了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个政策很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记者：目前雷州的财政状况如何？

李昌梧：去年雷州市财政本级收入是2.7亿元，财政总收入14亿多元。但是我们吃财政饭的有3万人，我们的干部现在平均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今年预算缺口达到2亿元，怎么够？我们的财政收入从2004年的不足1亿元翻了一倍多，但与庞大的人口比起来还是远远不够。

我们的财政，就像一张被子，这张被子盖了脚就盖不到头，盖了头又盖不到脚，缺口太大了。比如现在，靠转移支付，我们财政一年只能给每个镇3万元。一个镇的运作，3万元怎么够？

记者：你认为需要进行哪些改革改善县乡财政状况呢？

李昌梧：政策上讲，中央现在的政策是，要调动县乡大力发展工业、培植税源。但作为一个农业大县，招商引资搞工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工业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税源少，大量的民生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地方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发展就会越来越困难，形成恶性循环。

记者：应当怎样改变这种局面？

李昌梧：地方工业发展起来，财税状况就能得到好转。我们现在准备建一个发电厂，国家批复后，我们的财政状况会有所好转。

我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单靠地方招商引资是不够的，我们希望省里能够有计划地安排一些工业项目到偏远落后地区来，给予适当的扶持。

我们希望财政政策能够有所调整，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适当的倾斜。对雷州和顺德，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

“省管县”

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

当前中国的行政架构，是“中央——省——市——县”四级体制，“省管县”改革，是要把现在的“省管市—市管县”模式，改为由省替代市对县进行直接管理。实行 “省管县”模式，涵盖人事、财政、计划、项目审批等各个方面

记者：广东目前正在推进“省管县”战略，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一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提出要推进“县(市)改区”。你如何看待省管县、市管县或县(市)改区？

李昌梧：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有利于减少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审批环节，提高效率，使政策传导机制迅速到位，降低“行政成本”，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责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某种意义上，对地市级政府来说，事权变小了，但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松绑”，让县市级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体，推动县域经济良性发展。对县级政府来说，放下来的权力就是生产力，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

来源：广州日报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