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高墙内外：详述“科龙案”原委

口述“科龙案”

顾雏军：我对中国的法律有信心

口述：顾雏军

整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祸起科龙收购

这个故事开始于2001年我对科龙的收购。

这一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我们，洽谈科龙收购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龙已亏损8个亿。但谈判的时候，科龙刚做完半年报，有1000万的利润，他们要价5.6个亿，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没有诚意就算了。

没想到，到了9月底，毕马威做的季报，预计科龙2001年的亏损可能要达到8个亿，顺德区政府着急了。他们给科龙担保了18个亿的贷款，如果连续两年巨亏，18个亿的债务肯定要政府承担了。他们于是又来找我，从5.6亿降到3.5亿。对顺德区政府来讲，不是少了两个亿的问题，如果不逃出来，就是18个亿的问题。他们每天来找，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赶紧解决。

当时我也犹豫，万一当年亏损10个亿怎么办？顺德区政府非常客气地说，科龙原来每年一直缴税1.7个亿，你今后每年交1.5亿就够了。基本的审计报告也表明，科龙确实有35亿的销售额，而且是在增长的。这是我看中科龙的原因。我在中国看过160多家公司，最后买到手的只有4家，这说明我们买公司是很慎重的，对科龙也一样。

最后就以3.5亿价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龙。但那时候的舆论是，没有人会认为我能把科龙搞好。他们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是大企业病了，你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搞好中国的企业？确实，当时这个公司谁也不敢要，连美的都不敢要。

当然，我也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我的任何一笔买卖都是赚钱的，包括科龙，我买的时候是3.5亿，出事以后卖出是9个亿。

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龙，在于我有没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来，有没有能力把它的销售额搞上去。如果销售额上不去，就无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购的项目打水漂了。当时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如果你们跟了我去科龙，那就不会有节假日，也不会有个人的时间，这个公司如果不从危险境地走出，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个亿的销售额，第二年是80多个亿，第三年是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

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很多人质疑我说，科龙不可能做到上缴5.6个亿的税收。但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因为虚荣而去多缴税，民营企业不漏税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为了吹牛去多缴税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的。

我认为，要让一个企业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我喜欢用高素质的人，接手科龙以后，我招了870个MBA研究生。这些人有很强大的执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馈回来市场的走向，当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这家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的时候，郎咸平出来说，国有资产被贱卖了。真是气得我心里在滴血。当时你谁也不看好，认为我是个傻瓜，等我弄好了，就变成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入狱前的较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龙搞好了，他们要抓我，抓我不是买我的公司，而是要抢我的公司，一分钱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时任顺德区委书记的陈云贤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知不知道证监会要来调查科龙。我说，我不知道，例行巡检已经查过了，一些小问题需要整改，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怕查。他说，要查你就一定有问题。

没想到，他说的后来竟真的都应验发生了。

当月，科龙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为什么被限制。

当年5月，科龙被立案调查。那个时候正好是科龙的销售旺季，如果这个时候公告，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我，那科龙就完蛋了。

当时科龙的老员工告诉我说，科龙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欧广源。欧广源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他跟我是没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龙出事，我都不会认识他。但他与科龙有很深的渊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龙说的，当时欧广源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一路陪同。某种程度上，科龙被视为是顺德的政治招牌，科龙人认为，欧广源是不会让科龙倒的。

后来我找欧广源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热爱科龙。他马上给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打电话，打了6个电话，我就在旁边坐着，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电话说，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说，不行；第二个电话说，能不能按例行巡检公告？也不行。

没办法了，欧广源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说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如果公告说明是因为整改报告被立案调查，这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还是不同意。最后欧广源急了，说科龙有3.5万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因为公告而失业，这对佛山市政府和顺德区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范福春说，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事，我们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就出来了。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天，200多家供应商到我办公室门口等着要钱，银行也派人来谈。下午，广东省政府召集广东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联合会议，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允诺，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从科龙抽贷款。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时要求顺德信用社新发3个亿的信用债作为过渡贷款，我们把管理权托管给顺德区政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那3个亿的过渡贷款一直办不下来，陈云贤不让办，让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结果他说，你要把股权无条件托管给我。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给他管理权，但股权还应该是我的呀，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当然不能同意。后来，我告诉欧广源，地方政府提出要无偿托管股权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没有贷款，科龙先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最后就完全停产了。

2005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调查以后开了个结案会议。这个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科龙没有刑事责任。很快，广东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国工商联联系，让我们去谈股权转让的问题。之前，我已经委托全国工商联，万一有什么问题，由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我的资产。工商联就是我们的娘家，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曾经在6月底，全国工商联为了拯救科龙，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到佛山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当时的广东省某领导还请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广东省领导说，这个人(顾雏军)是个坏人，是个奸商，挪用了科龙55个亿，我们一定要处罚他。工商联的领导说，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龙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个亿应该不可能。工商联的领导回北京的当天就让我马上写个报告，将我及科龙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广东省领导汇报。

这份报告最后通过全国工商联转给了上述广东省领导。我后来想，这份报告应该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会议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按照顺德的汇报，应该是很大的刑事责任。

7月22日，我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副主席谢伯阳、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项洪一起到顺德去见陈云贤，谈股权转让问题。到了顺德，陈云贤说，他有重要公务出差了。区长周天民单独跟我谈。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广东省知道，顺德的决定是卖给当地的美的集团。我跟他说，我已经跟长虹谈了14个亿，跟海信谈了12个亿，如果你们出12个亿，我就卖给你们。但没谈拢。

陈云贤出差回来后单独见了谢伯阳，大约半小时。谢伯阳跟我说，陈云贤没有谈更多的事，只是说，“如果顾雏军不把科龙零成本给我们，就抓他。”

我当时认为，陈云贤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结案会议都说了没有刑事问题，我也因此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被抓，这也是我没有给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费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来以后，很多记者问我，如果当时知道他真的会抓我，会不会无偿把股份给他，我说我仍然不会。这是我的股权，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不是抢钱嘛。事实证明，我最后还是卖了9个亿啊。